信仰与知识互动:太虚法师的德国之行

Published by on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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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的此次欧洲之行现实上属于19-20世纪全球崇奉与学问互动的一部门,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认为:“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布收集的伟大创作发明者。”通过与分歧人士的遍及接触在政治、崇奉、学问等多重范畴实现了全球史意义上的互动。

1928年,时任世界释教结合会会长的太虚法师(1890-1947)前去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是年夏,南普陀寺会泉长老(1874-1942)激励并赞助太虚出国调查讲学,太虚法师于1928年8月11日从上海乘安特雷朋号邮轮,离沪西游, 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粹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开中国和尚逾越欧美弘传释教之先河。

自19世纪以来,手艺的前进使新的通信和交通东西的不竭出现,世界真正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互动空间”(Interaktionsraum):

“所谓互动空间是指五花八门的文明相互持续发生接触的区域,在这里,虽然矛盾和龃龉时有呈现,可是各类夹杂形式的新架构和新款式也在不竭构成。” 19世纪以来,人类真正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崇奉传布时代。1807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Mission, LMS)调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达到广州,成为晚期来华的新教布道士,但因其时的中国当局禁教而只能以东印度公司人员的身份勾当。进入19世纪中叶,西方列国新教差会连续调派布道士到中国,包罗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 1801-1861)、卫三畏(Samuel Williams William, 1812-1884)、伯嘉(Peter Parker, 1804-1889)、郭实腊(Karl Friedrich Gützlaff, 1803-1851)等,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主要影响的人物。他们在南洋等地出书册本和刊物,在广州设立学校和病院。回国后,这些新教布道士也成为了第一批的汉学家:1876年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任牛津大学汉学传授,1878年卫三畏后任耶鲁大学汉学传授,他们在大学里研究、传授相关中国的学问,初次全面系统地引见中国文化。进入20世纪当前,科学和学问的传布也成为了全球性的。1919-1921年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东亚之行;1920-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的中国之行;1922年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的日本之行;1922-1923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的中国之行;1924年印度文学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的中国之行……东方的崇奉和学问从19世纪末起头也不竭影响着西方世界:印度哲学家辨喜(Swami Vivekananda, 原名Narendranath Datta, 1863-1902)于1894年在美国创立了第一个吠檀多学会(Vedanta Societies),他本人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聘为传授,随后拜候英国、瑞士、德国等。太虚法师的欧美之行,天然也属于这一崇奉和学问互动时代的一部门。

从太虚法师1928年11月16日从比利时抵达法兰克福,至1929年1月28日分开柏林重回巴黎,他在德国一共待了74天。在此期间,太虚法师与本地的华侨、华人普遍接触,宣讲中国释教,添加了华人的凝结力。他同其时的一些宗教界人士进行对话,真正推进了各宗教之间的交换。同时太虚法师还接触到了德国政界的一些人士,与他们成立了普遍的联系。除此之外,他也跟一些汉学家有过交往。太虚法师的演讲除了在华人内部、信众内部发生影响之外,也经地点国的支流媒体(刊物、报纸)的报道,而广为人知。

在太虚法师旅欧前两三年他曾经做了各方面的预备工作。太虚法师在回国后所撰写的《寰纪行》第一章“缘起”中出格强调他与德国之间的关系:

是年(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引者注)冬、余与胡君(胡瑞霖1864-1943,出名释教居士——引者注)等出席日本之东亚释教大会,德人有在锡兰作苾刍者,曰尼牙那嘎尔哇,亦来赴会。德国驻日大使索尔夫,东京帝国大学德传授毗诸莫莎,皆习闻佛法,克意研究,别离邀予过其处。余旋与胡君等偕往,于德使馆更遇卜尔熙君等,卜君即今任德国驻华公使也。索君谓柏林兹有达尔梗博士等创立佛学院,各城亦多佛学研究者,然尚鲜知汉文大乘佛典之主要;谓予若能往德演讲大乘者,彼当函告德国驻华公使及柏林朋友款待;余诺于一二年中游德而别。逮次年、索君邮送三函至,一介予谒驻华德使,其二则介予谒柏林大学莱辛传授及外部密勿逊君者。夏间讲学宛平,访驻华德使,以他去未相值。与胡君等设世界释教结合会中国处事处于万寿寺,并为世界佛学苑之筹设。

由此能够晓得,太虚法师早在1925年10月27日-11月21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加入在东京召开的东亚释教大会期间, 在拜会德国驻日公使索尔夫(Wilhelm Heinrich Solf, 1862-1936)时,就认识了其时还在德国驻日公使馆任参事的卜尔熙。索尔夫曾在柏林洪堡大学进修印度学,其后进入了帝邦交际部,最后他在加尔各答的德国总领馆任职。因而他对佛学不只仅是感乐趣,而是有深切研究的。卜尔熙(Herbert Cuno von Borch, 1876-1961)于1907年任德意志帝国驻广州领事,1911年改任驻汕头领事。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德国在1918年之后与中国断交,以致1918-1928年10年间没有正式的交际关系,当然也没有互派大使了。1921年5月20日卜尔熙以特派总领事的身份代表德国当局与北洋当局交际总长颜惠庆(1877-1950)签定了《中德协约》,重建国交。 他于1928-1931年出任德意志帝国驻华公使。卜尔熙成为了中德从头恢复国交后的第一任德国驻华大使,因而他的感化长短常主要的。鲁兰(Bernd Ruland, 1914-1976)在《北京的德国使馆——德中配合命运的一个世纪》一书中,将卜尔熙称作“在中国的机警察看者”(Kluger Beobachter in China)。 1934年,卜尔熙在德邦交际部退休后,担任了由卫礼贤开办的法兰克福中国粹院的院长。

太虚法师拜候德国的第二个缘由是因为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邀请。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1927年(十六年)“当时,德国福朗福特大学卫礼贤传授组设中国粹院,亦来函聘余为院董,请往讲学。余遂著《自在史观》并选其他讲稿,请人翻译成英文。” 也就是说,在太虚法师去欧洲之前一年,曾经同卫礼贤成立了联系,卫礼贤邀请太虚法师前去法兰克福的中国粹院演讲。

巴伐利亚科学院档案馆(Archiv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藏有大部门卫礼贤的遗物(Nachla R. Wilhelm),包罗他的手稿、笔记、日志、手札、照片,以及他与中国文假名人交往过程中,别人送给他的书画、贺卡,以及邀请他加入各类勾当的请帖等,大部门保留无缺。

这幅卫礼贤、卜尔熙和太虚法师的合影,是在卫礼贤档案III/173中发觉的, 档案名称:“卫礼贤1907-1930年间的照片”(Fotografien von Richard Wilhelm (1907-1930))。卫礼贤本人在照片的背后做了简单的注:

1. 1928年11月29日太虚法师在法兰克福中国粹院演讲“身命观与人生观”,卫礼贤给太虚做翻译,卜尔熙公使前来。据《年谱》:“二十九日,大师讲‘身命观与人生观’于佛郎府大学,卫礼贤译语;听者六、七百人,多半为该校员生。大师旧识卜尔熙公使,亦特地来听。”

2. 12月12日,太虚法师、卜尔熙大使和卫礼贤坐船游莱茵河。据《年谱》:“十二日晨,大师著衣诵经次,卜尔熙公使来。卜使约大师及卫礼贤,作莱茵河探胜之游。与卜使谈及:国际间相忌相侵,终无以得人世之和乐。”

这幅照片是一组照片中的一张,该当是卫礼贤从良多幅中挑出来保留的,此中一幅他送给了太虚法师,后来刊载于《浪潮音》第10卷第4期(1929年4月号之“图像”第1页)上,题为“太虚大师在德国诵经卜尔熙公使及卫礼贤博士参谒之摄影”。从卫礼贤在照片背面的记录,“赫斯摄影”(Aufnahme Hess)能够晓得,为了此次的碰头,卫礼贤特地放置了专业的摄影师前来拍照。

太虚法师注重卫礼贤的缘由,也在于将卫礼贤的中国粹院作为“世界佛学院”在德国的通信处,并有打算地翻译佛经,并刊载于学院的院刊:“(1928年12月14日)其间,大师与卫礼贤商决:以中国粹院为世院之德国通信处,召集倡议人。于院刊译载中文佛经。” 现实上,中国粹院自1924年11月成立以来,真正成为了中外学者研讨中国文化的一个平台。1926年胡适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这里做过演讲,而早一年的1925年诗人徐志摩(1897-1931)访欧的时候,卫礼贤也不断相伴。

太虚法师访德期间与卫礼贤多次碰头。1929年1月27日,卫礼贤特地到柏林看望了太虚法师,收罗世界佛学院倡议人的环境:“卫礼贤来访,知徵求世院倡议人,已得列国六十余人之赞允;大师乃与话别。” 能够晓得,卫礼贤为“世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令人可惜的是,卫礼贤于1930年3月1日归天,享年不到57岁。太虚法师后来在1937年所作的《三十年来之中国释教》一文中写道:“与德国弗朗福特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有大规模汉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惜因筹款无着及卫礼贤之病逝,未能有成。” 因而,太虚与卫礼贤之前所商议的佛经翻译事业,后来并未能得以实现。

太虚法师此次德国之行,使他对德国释教界、汉学界、政治界、文化界有所领会,同时也与其时的出名人士成立了普遍的联系,进行了充实的交换。相关其时的释教组织,他总结道:

德国之佛学研习者,二人皆钖兰巴利文三藏学者,在锡兰研究修习多年。泥尝建一佛院于瑞士,达亦建一佛院于柏林,并勤著作翻译。敏兴有一雪洛斯书店,出书多种佛书,皆出其手。然今泥返锡兰,瑞士佛院已圯。达于客岁弃世,其佛院现由一学生守持,亦势将零落。除此二人外,柏林之斯泰恩凯,为达而梗之友,专习禅定。近与数十同志,组一学社,重视实行,每月出通信一册。

上文提到,达尔克博士确其实柏林创立了释教之家,而三界智尊者早在1907年就考虑在德国或瑞士成立一座寺院(Vihara),以便于德语区的落发人修行。1908年他曾提出倡议,但愿能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撑。1910-11年,三界智尊者亲身到瑞士南部的德欣州(Tessin)预备在那里实施他的打算。因为本地冬天十分严寒,而身体情况不是很好的三界智尊者俄然抱病,只获得突尼斯涵养几个月。因为很难筹款,而且在欧洲成立释教寺院坚苦重重,1912年他完全放弃了这一打算。现实上瑞士的寺院从来就没有建成过,当然也没有太虚所谓的“瑞士佛院已圯”的说法。太虚大师所谓的“雪洛斯书店”应为在慕尼黑-诺伊比贝格(München-Neubiberg)的奥斯卡·施劳斯出书社(Oskar Schloss Verlag,创始人Oskar Schloss, 1881-1945, 原为“释教人生结合会”[Bund für buddhistisches Leben]秘书长),这一出书社出书了大量释教类的册本。

太虚法师所提到的别的一位达尔克博士的伴侣“斯泰恩凯”该当为马丁·施泰因克(Martin Steinke, 1882-1966),他于1933年来中国落发,并取法号“道峻”,只是其时太虚法师并不晓得这些罢了。 施泰因克于1922年在波茨坦/柏林成立了“佛陀精舍”(Gemeinde um Buddha),而且出书同名的月刊,这是太虚法师所提到的“通信”。

而研译中国粹,以柏林大学传授勿朗凯,及福朗福特大学传授卫礼贤、莱勃齐大学传授海里士为首,然从中国文研究佛学,则以民族博物馆及东方学校莱辛传授为尤善,以昔在中国,曾从梅光羲研佛学也。莱勃齐大学魏勒传授精藏文,并从梵文、汉文研大乘佛学。敏兴司法厅长葛立姗,及泼勒司老之龙伯博士,亦精巴利文三藏。海台堡大学华来珊传授,应索尔夫博士之呼声而倡导大乘佛学,日僧友松圆谛佐之。此诸人皆经晤谈,或数通函问者。人才辈出,惜未能结合一处而互共研究之耳。

太虚法师所谓中国粹的三大师,别离为:柏林大学的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太虚法师所谓“勿朗凯”),于1923-43年在柏林大学任汉学系主任传授;卫礼贤于1925年在法兰克福建立中国粹院(Das China-Institut zu Frankfurt am Main)以及莱比锡大学(太虚所谓“莱勃齐大学”)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太虚所谓“海里士”),海尼士是其时为数少少的通晓汉学、满学和蒙古学的学者。相关雷兴,1932-33年曾在柏林大学听过他的课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1-2007)写道:

此外,我还加入了雷兴(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传授的讲座,他1933年从中国回到东方言语学院,也常到我父母家做客。我们阅读一本现代的释教教义问答手册,雷兴具有广博的佛讲授问,懂得梵文、巴利文、藏语和蒙古语所著的释教教义,晓得若何放置读物才能惹起大师的强烈乐趣并有所心得。我所理解的一点佛讲授问,要归功于他的这门课程。

傅吾康是福兰阁之子,后来也成为了战后德国出名的汉学家。其他的学者,莱比锡大学的韦勒(Friedrich Weller, 1889-1980。太虚所谓“莱勃齐大学魏勒传授”),1915年他的博士论文是相关《方泛博庄重经》(Lalitavistara-Sutra)的研究,而1923年出书的传授资历论文是相关《法论——附论“长部”中的〈三十二相经〉》的。 太虚法师所谓的“敏兴司法厅长葛立姗”,我认为是慕尼黑的法官格奥尔格·格林(Georg Grimm, 1868-1945)。1921年他与别的一位巴利文佛讲授者塞登施蒂克(Karl Seidenstücker, 1876-1936)在阿莫希湖畔的巫亭(Utting am Ammersee)成立了“德国释教会”(Buddhistische Gemeinde für Deutschland),1924年更名为“三宝释教会”(Buddhistische Loge zu den Drei Juwelen),1935年又更名为“老释教会”(Altbuddhistische Gemeinde)。 太虚法师其时所领会的该当是“三宝释教会”时的格林。“泼勒司老”该当为其时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布莱斯劳大学(Schles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 t zu Breslau),“龙伯”很可能是布鲁诺·利比希(Bruno Liebig, 1862-1939),1921-28年他曾任布莱斯劳大学的印度学传授。查《1926/27年冬季学期布莱斯劳大学课程总表》会找到他所开的课程《巴利文与晚期释教》(Pali und lterer Buddhismus)。 “海台堡大学华来珊传授”应为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印度学传授马克斯·瓦勒泽(Max Walleser, 1874-1954),有多种相关释教义理和哲学的专著行世。

拜候德国期间,太虚法师记录了七则谈话纪要,编成了《与德人谈话鳞爪》。在与德国各界人士的谈话中,既有德国人对时局的见地,宗教思惟,也有太虚法师的一些主要的概念。

太虚曰:“小我与他人,国度与他国,恒存一我不用亡他、他必消亡我之念,以之互向拚死中求活。此现代从宇宙观以致人生观之大错误,而为各阶层各民族战祸之源。循此而不易其道,则世界和平与人类安泰终无望。使占劣势者了知佛法,从万有以致人群,皆以人缘和合而成,生灭无常,相续不竭,无可强据认为我者,亦无可强割认为非我者,惟利他乃成自他两利,若害他则必自他两害,岂必相斫乃为快!如不明事理,妄逞贪、瞋,人固怨苦,已亦劳困”。卜首肯。

从这段谈话能够看出,太虚法师希冀借助于释教的力量降服全球性的窘境和危机。现实上,早在1900年摆布就曾经在欧洲大陆酝酿发生了对东方哲学和崇奉的关心。世纪转机期间,感伤主义者们试图在文化危机之中丢弃他们认为的日趋没落的西方文化,转而研究遥远东方的思惟,次要是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思惟。履历了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学问分子,起头思疑本人的文化,畴前被西方学问分子鼓吹的西方文明起头腐臭变质。因而,太虚法师谓:

柏林远东协会会长叩尔纳贵族耶纳倭伊铿夫人,耆年硕德,颇致概于近代之欧化,以慕中国古文化之热情,款待倾谈。询及中国现时变化之形式,均谓中国今不成急于仿照欧洲,毁亡中国固有之美德,变成日本一般国度。其言亦可思绎。

太虚法师所谓“柏林远东协会会长叩尔纳贵族”该当为“德国东亚艺术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的赫尔伯特·冯·克伦佩雷尔(Herbert von Klemperer, 1878-1952)。已经在中国名噪一时的德国哲学家倭伊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又译作“ 倭铿”)于1926年在耶拿归天后,在他已经的学生张君劢(1887-1969)的保举下,太虚法师去见了倭伊铿的夫人伊蕾妮·倭伊铿(Irene Eucken, 1863–1941)。两位出名人士都对欧洲的前途表示出了担心,也都但愿中国文化可以或许继续连结本人的特点。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2011)后来写道:“中国作为西方世界想象中的对应物和救世主选中的解救对象,在纷扰的欧洲学问界不时起着或永世或姑且的振奋息争救感化。”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形态史学家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Wien 1918)的第一卷于1918年在维也纳出书,并在学问分子中发生了极大的惊动:西方学问分子正派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破灭。太虚法师在德国结识的人士中有1922-23年到过中国的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以及莱比锡大学的汉学家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太虚法师所谓“爱吉人传授”),太虚写道:“莱勃齐大学杜里舒传授,及爱吉人传授,皆曾到中国,对于佛法亦有深切之领会。谓在今科学学问发财后之世界,唯佛法可为人类独一之宗教,其他各教已皆将裁减。” 而太虚也认为:“唯佛法可为现代科学发财后欧洲人之合理崇奉,亦唯现代欧洲最前进之科学,乃能阐扬证明佛法为谬误。二君极为首肯。” 也就是说,在四处充溢着不安的社会意态的欧洲,惟有合乎理性的崇奉——佛法,才能解救欧洲和世界。

1928-1929年太虚法师的欧美之行意义严重,也使得中国释教起头在欧美世界发生影响。1931年在柏林出书了一本《700幅图片展现1910-1930年20年间的世界史》 ,曾经起头刊载太虚法师的照片了。该书的“东方”(Der Osten, S. 254)一页,有3幅照片:左上是花丛中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右上是神智学学者贝赞特(Annie Besant, 1847-1933)和克里希那穆尔蒂(Krishnamurti, 1895-1986),下面是身穿僧服的太虚法师像,太虚右手持钢笔,左手压在要写的工具上面。下面的标注为:太虚——中国释教魁首(Tai-Hschu. Oberhaupt der Buddhisten in China)。 而鄙人一页的“科学”(Wissenschaft)中,所展现给大师的人物是爱因斯坦传授(Prof. Albert Einstein)。 正由于这幅照片,太虚法师被载入其时欧洲人所谓的“世界史”之中。

太虚法师此次的欧美之行,使得19世纪以来从欧洲到非欧洲国度的崇奉和学问流动的单向性获得了逆转。来自东亚的崇奉和学问越来越多地为欧美的学问精英所接管和承认。他们之中的良多人不竭地罗致、审视这些学问,并将它们用欧洲发蒙活动以来的体例予以批判式的接管,连系本人的保守和经验进行传布。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认为:“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布收集的伟大创作发明者。” 太虚法师的欧美之行,通过与分歧人士的遍及接触在政治、崇奉、学问等多重范畴实现了全球史意义上的互动。

撰文:李雪涛(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汗青学院院长,授权刊发,正文和小题目略去,原载《北大佛学》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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